在葬礼上，自己肯定能看到一些朱氏皇族的政要和追随者，只要获得他们的认同和赞赏，那场政治危机就有可能化解，最少也能使自己免受牢狱之灾，不至于让前途、青春和健康都丧失殆尽。
毕竟，只要自己参加了朱朱的丧礼，就会有人看到，就会让人误以为自己是朱系的人。就算是朱朱的亲人，也要领这份情。
只要有了这层模糊的关系，一般人就不敢动自己。自己那老丈人，不是早就对自己恨得咬牙切齿了吗？但他就是没敢动，一直忍到确认自己跟朱家真没关系后才动的手。
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十五年前的自己虽然早熟，朝气蓬勃，钻劲、拼劲十足，但年纪轻轻就成了六品官员，过早的成功和顺风顺水使自己忘乎所以。
顶着南中省最年轻通判这个噱头，更是膨胀了自己的自信心，急功近利想要攀爬得更快，企图找到更大靠山，梦想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封疆大吏。这种急躁的心理，乃是官场大忌。
最主要的是，自己竟然忽视了那老狐狸的力量，俗话说，虎倒威犹在呢，更何况老丈人并不是倒了，而是升了。他能从基层一步一步爬起来，最后成为执掌一府的大员，其积累下来的人脉能小视吗？他能让自己这个小蚂蚁快速升迁，自然也能轻易将自己捏死。
自己前世竟然天真地以为进了谏政院就没影响力了，真是白痴得可怕啊。现在想想，主要还是急功近利蒙蔽了自己的双眼，过早得志才让自己忘乎所以。
最大的危机度过了，李东升终于有空思考起自己的未来。其实自己有了未来十五年的记忆，就像开了作弊器跟人玩游戏一样，已经先立于不败之地了。
两世为人的李东升，对人生还真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，很多人说“人生如戏”，对于此时的李东升来说，他未来的人生其实就是在玩一款叫“升官”的游戏。
在共和国，个人的力量在庞大而冗繁的体制里是非常渺小的，你再有本事，如果没有进入圈子里，你是无法在仕途上走得更远的，而最好的升官方式就是找后台，加入圈子。只要成为圈子一员，有了靠山，你想不升官都难。
自己前世之所以升官那么快，就是因为找到了好靠山；而后来之所以锒铛入狱，就是因为自己背叛了原来的圈子，却又没有进入到更大的圈子，最终虚张声势被人识破，“空城计”也就变成了埋葬自己的坟墓。
通过这次京城之行，自己算是彻底稳固了靠山，也解除了重生以来的最大危机。
那么，下一步就是修正以前自己行政过程中的不当政令，清理自己不经意间做出的一些违纪违法行为。十五年前被判刑十一年，入狱服刑十年，虽然重了，但自己本身如果没有问题，也顶多就是做不了官，不会身陷囹圄。
濮县议政中心小会议室。
李东升独自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一端，看着下面一个个正襟危坐、静候自己指示的十一个议政官，眼神顿时恍惚起来。
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，政治生活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国家最高层的一切重要决策，都是在皇帝主持下，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作出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九王议政”。
这个议政制度，缘于开国皇帝执政期间发起的一场著名政治运动，它从上到下将十亿人都卷入了进去。后来三出祁山的摄政王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，避免皇帝独裁统治，就建设性地采用了前朝最早的“议政王大臣会议”制度。
中枢决策，不再搞一言堂，不再搞个人崇拜，而是在皇帝的主持下，让殿阁大学士参与处理国政，又称“国议”。
这种“议政”制度被写入《宪法》中，并向全国推行。
各省、府（州厅）、县三级行政机关皆设议政官九至十三人，凡是一省一府一县之重要决策，都必须要经过议政会讨论，然后按照“民主集中制”原则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，否则决议无效。
濮县作为南中省最大的普洱茶集散地，每年的茶叶贸易成了普洱府的最大财赋收入。同时它又是府城所在地，很多府衙的事务也会安排下来给县里做，平常事务繁杂，工作压力大，所以配备有十三个议政官，比一般普通县多出四个。
不过因为年前左通判马相龙调走后，新的人事任命没有下来，府衙议政会决定让李东升全面主持濮县工作，因此目前濮县的议政官数包括李东升在内是十二人。
这本来不符合共和国议政官单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，但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如果李东升上位不了，那很快就会有新的一把手到来。
这也是李东升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，他必须要争取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。否则，一旦上面派来新的左通判，那以后自己做起事来就缩手缩脚的，无法按照自己的设想来描绘濮县。
“呵呵！一展胸中抱负，掌天下大权，那就让我从争夺正六品的左通判开始吧。”
重生后的李东升，此时此刻，真正能用一种平静轻松的心态看待一切。
遥想周瑾当年，不，遥想自己刚当上濮县县丞那会儿，自己也才是二十六岁的青皮小毛头吧。
青涩、朝气蓬勃、野心十足。
经过一年主簿位上的历练，因为背靠澜沧江府一把手的老岳父，上任县丞不久就已经可以跟左右县令分庭抗礼了。
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斗，最终在人事上形成了一个默契：一个部门里你安排一个亲信，我也要安排一个亲信。
这可以说是共和国政治构架中一个很奇葩的事了，双官制和流官制。
中枢为了更大程度集权，为了分化制衡地方，凡是主要岗位和重要行业皆实行左右双官制。
左为上，原则上管官帽子，右为下，管钱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