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哲元说杨总，我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拉进了七个钦日的委员，已经有很多人在报纸上骂我是汉奸了。说到底日本人想让我们多用些对他们友好的人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现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17个委员，日本人觉得反日的人将近三分之二，这就是跟他们不合作的表现。我们在这方面稍微退让一下，也没什么。
杨才声说明轩兄，现在很明显你不答应日本人的华北自治，他们是绝不能善罢甘休的。仅仅提拔几个对日友好的人进冀察政务委员会，我恐怕日本人是不会满意的。
宋哲元说华北自治我反复考虑，绝不能行。那样就真让日本人搞成第二个满洲国了。现在的关键还是部队能不能在平津站住脚，只要我29军牢牢守住这里，我就不会让华北成为第二个东北。实际上我们总是喊些硬话对我们中国毫无益处，我们就是话说的软一些，只要能得到这个实利，才是我们的国家利益。
杨才声说委座之所以现在讲对日不能再妥协，实际上是因为妥协没有用。你就是真的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，只要你不答应把部队撤出，日本人还是不干。咱们前几年答应日军一部进入丰台已经是极大的失策了，现在很明显日军想得到整个平津，我们又往哪里退？
宋哲元说我们29军一定不能再退，这一点你可以让委座放心。
杨才声说现在很显然日军想打了，你们29军一定要做些准备，可不敢架子散开任敌长驱直入。
宋哲元有点不高兴了，我们现在是29军历史上最兵强马壮的时候，小日本就凭他那几千人，就想诈我们。他是休想！
杨才声说明轩兄你真的不敢大意，这几天日军总是借着演习挑事儿，挑衅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。
宋哲元沉默片刻，说杨总啊，我们29军的抗日态度难道委座还不清楚吗？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这首歌是唱谁的？长城抗战的时候，我们才两万多人，现在我们差一千多就八万人的主力部队。我宋哲元抗日毫不迟疑，但这样打下去的结局，我真的不看好。
宋哲元越说越激动，长城抗战的时候，我们三十万人打人家五万人，最后还是惨败。我们29军头两天就伤亡2000多人，等于一天就没了一个团。到最后我们的伤亡是人家鬼子的两倍，我们的炮火太差了，没法打。
杨才声明白宋哲元现在的心态，跟几年前长城抗战時完全不同。就好像那时候是光脚的，现在却是穿上鞋了，自然也就没有了拼命的勇气。
可是日军不管你穿没穿鞋，他是坚决要打，你现在不做准备到时候被动挨打怎么办？杨才声如果是暴脾气，现在就该拉着宋哲元喊你醒醒吧，你想拖也得人家日本人配合才行！
杨才声说明轩兄，我觉得现在29军就这样散成几大摊是不行的，现在起码要把赵登禹和刘汝明的部队收拢到平津来。
宋哲元说杨总你疯了，现在日本人还逼我们把37师撤出北平呢。我们把部队向平津一带集中，不是正好刺激日本人，他们本来不想打也得打了。
杨才声说没有什么想不想打，日本人摆明了是要打，这一次肯定不是诈你们，你们29军一定不能在这上面还有幻想。
本来杨才声很少会这么不留情面的说话，但现在宋哲元的态度，已经不是客气就能解决的事情，杨才声也有点撕破脸面了。
江结時派杨才声来北平，简单地说就是两个任务：一是让宋哲元打消对中央的疑虑，这样就能让中央军北进河北；二是让宋哲元打消对日军的幻想，做好战斗准备。
杨才声在平津摸底以后，感觉其实两件事是一回事，关键还是如何判断日军意图。如果宋哲元相信日军要大举进攻，自然只能放下对中央的戒备。如果相信稍作让步日军就会满足，自然就不会对中央稍假辞色。
其实宋哲元和张自忠产生这种让一让的思想，也很正常。因为从九一八以来，这六年日本跟中国，基本上就是这种态势：日本挑事儿、中国退让、达成平衡；然后短暂和平之后，日本再挑事儿、…。总之就是这种循环。
仅仅是宋哲元自己，就经历了日本人的将近十次挑衅：察东事变、河北事件、张北事件、丰台事变。别看说起来是四次，实际上每个事变往往都是发生好几次。每一次都是中国让一步，然后日本就停止进攻。
当然，宋张等人产生这种想法，关键还是战斗的失败。我是打了，可我打不过，不退让怎么办？可以这么说，宋张等人的心态，就好像半年后南京失守之后大部分国军的心态。也就是说，在七七事变之前全国的部队绝大部分是力主坚决抗战的。但29军这个曾经的抗日英雄部队，却因为长城抗战的失败，比起全国其他部队，提前陷入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。当然这种情绪，基本上只是29军的部分高层，并不代表全军官兵。
现在集结全军，很明显宋哲元绝不能答应。杨才声只好退一步，起码37、38两个师要做好战斗准备。最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，宋哲元同意让两个师进入一级战备。实际上37师已经这么做了，现在也就是要求38师也照做。
对于中央在黄河两岸存储的大量枪弹粮秣，宋哲元并不怎么感兴趣。这一点杨才声也理解，对于宋哲元来说，中央的东西不是那么好用的，用了就要答应中央军进入河北。
对于中国军队中这种离心倾向，杨才声真的是感慨万端。杨才声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，他有一个深深的体会，就是两个民族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。
在美军中，几乎没有哪个军官会关心政治。不管是谁当总统，只要你当上了，我就为你效忠。美国军官动不动嘴里就大骂某个上司、大骂某一项政策，但真的要是国家面临战争，这些情绪马上就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，马上就是对国家怎么效力的思想。
可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。每一个军官几乎都是一个政治家，每个人好像都有一套救国救民的主张。可是一旦国家面临战争，首先想的不是怎样为国效力而是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。
我们有一项很不好的传统：所谓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。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充满着反抗精神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们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，绝不是茅则冬说的那样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。我们是实实在在不能忍受的时候，才会反抗，可能也就比印度人稍高一点。
实际上我们整体的民族性是彻彻底底的个人主义。西方人总是说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很集体主义，这根本就是一种误读。我们只是表面上特别像集体主义，而本质上我们一切以自己为中心。我们之所以被人看作集体主义，只不过是我们从来不愿意显得与众不同而已。我们从不愿说跟大家不同的话，哪怕这些话是真话；我们从来都说跟大家一样的话，哪怕这些话是谎言。
而且我们这种个人主义，和西方人强调个人权利的实现那种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。我们从来都不关心自己有哪些天赋的人权，我们只关注自己能得到多大的利益。为了得到利益我们不惜忍气吞声，把个人权利跟个人自由都埋藏在心里。更恶劣的，为了个人利益可以背叛整个国家民族，去为外国服务，也就是很自觉的做汉奸。
这是集体主义吗？这恰恰是最彻底的个人主义。因为老祖宗早就教育我们说：出头的椽子先烂。而那些抢着做出头的椽子的人，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为国为民，而是为自己。这种人我们有一个特有的称呼：野心家。
为什么中国这么多野心家呢？如果跟日本人相比，他们讲人要“各安其位”，所以野心家就比我们少。而中国人不一样啊，稍微一有条件就想着王侯将相是我的。就拿宋哲元来说，他的父亲一辈子在外面当教师，还是那种混的比较差的教师，家里穷得一塌糊涂。
他自己很年轻的时候也是当教师，跟父亲一样混的比较惨。从军使他走上了一条一方诸侯的道路，这个时候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野心自然而然就抬头了。当他拥有察哈尔的时候，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宫殿里面，母亲问他还记不记得少年时候住的破草屋，他又怎么能忘呢？把他打回原形、让他重新住回那间茅草屋，他当然不能干。
所以中国的事情，要比美国复杂一万倍。因为中国人比美国人，复杂一万倍。所以我们时常哀叹，为什么中国的汉奸那么多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中国人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。个个都是先考虑自己，有几个人会把国家、民族摆在自己前面？